速读，作为一种现象，古今中外，均已有之。我国古代，《北齐书》曾记载王孝瑜“读书敏速，十行俱下”。前苏联大文豪高尔基看杂志，往往是“几页几页地翻”。经科学地速读训练，其读速更大得惊人：日本加古德次先生精心训练的速读能手长江美子，最快可达每分钟读20万字。我国北京铁路二中程 汉杰老师，台北师专附小谭达士校长训练的学生其阅读效率也是成倍、成数倍地增长。本模式实验表明：学生 阅读效率一般可提高4—5倍，达到1500字/分。大量经验表明，速读能力同其他技能一样：通过训练，才能提 高;通过有效的训练，就能迅速地提高。

　　快速阅读，古已有之。在我国的文献记载中，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。当时的天文学家张衡就有“一览便知”的本领。《后汉书·张衡传》曰：“吾虽一览，犹能识之。”还有当时的哲学家王充，幼时家贫，没有钱买书，“尝游洛阳书肆，阅所卖书，一见辄能诵忆，遂精通众流百家之言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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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《三国志》记载：三国时期的诗人王粲，能够一览便知，过目成诵。《三国演义》第六十四回写蜀中刘琼手下有一位别驾张松，出使魏国，名士杨修拿出曹操所著兵书《孟德新书》十三篇，向其炫耀曹操的文韬武略。张松看了一遍，就从头至尾背诵出来，竟无一字差错。看来，这决不是作者的凭空杜撰，是有其历史依据的。

　　宋代刘克庄《后村集》中有一首六言诗曰：“五更三点待漏，一目十行读书。”看来，他也是具备快速阅读能力者。 《红楼梦》第二十三回写林黛玉对贾宝玉说：“你说你会‘过目成诵’，难道我就不能‘一目十行’了。”这也是在讲速读。

　　而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，这些具备快速阅读能力的人，仅仅被当作天生奇才，他们的快速阅读只是一种经验性的技巧，还可不能上升到理论高度来概括和总结，因此也就难免渐渐失传。

　　在国外，具备快速阅读能力的人也在历史上多有记载。 据说，法国的拿破仑就是一个酷爱读书，有惊人的记忆能力和快速阅读能力的人。他能在一天内读完20本书，即使外出或率军队远征，也要让人带几十箱书籍来供他阅读。在一次和俄国沙皇作战时，拿破仑被打得落花流水，他的书也被俄军缴获。回国后，拿破仑凭记忆开出清单，派人重新购置，当人们将清单和上次的书单核对时，发现竟然一模一样，无一差错和遗漏。

　　大发明家爱迪生在研究打字机的一个部件时，有一次和制造商们约好某一天把各种打字机的样子都送来，并各派代表来说明。之后，爱迪生把图书馆中有关这个部件的书都借来，在客人们来的前一天晚上集中精力看一遍。第二天，爱迪生就对客人们头头是道地讲起来。事后，他的助手把他那天晚上读过的书借来通读一遍，结果用了11天才读完。

　　文学家高尔基，也是具备令人吃惊的快速阅读能力的人。有人在回忆录中说，他看书不是从左向右来读，而是从上往下看，像下楼梯一样。后来，前苏联学者研究出来的垂直阅读法，可能就与这些记载的线索有关。美国第35任总统肯尼迪，40多岁就当选此职，是美国最年轻的总统。他每分钟能阅读1,200多个英文词，而一般美国人的阅读速度仅为200多个英文词。也就是说，肯尼迪的阅读速度是一般美国人的五六倍。他曾提出过“平面凸现”的阅读方法，即眼睛就像照相机镜头一样，可以一次阅读整整一页的内容。

　　显然，这些杰出人物之所以能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，和他们具备异乎寻常的阅读速度和阅读效率是具有密切关系的。美国前总统卡特在当选之后，就专门抽出两个星期时间，请专家来为他传授快速阅读，以便到白宫后能及时处理由总统签发的堆积如山的文件。

　　在现代欧美发达国家中，高级管理人员，特别是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一类职务的人，每天的业务工作中，有3/4时间消耗在阅读各种文件资料上，用于创造性工作的时间仅为1/4。这是因为，在这些国家中，所有的社会活动都特别注重契约，所有的事项都要写在书面上，一切活动都要严格按契约书上的条款来办事。像我们中国人这样靠口头承诺进行业务往来的现象，在那里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。因此，地位越高，每天处理契约文件的工作就会越多，越重要。这种社会生活上的必要性，才正是快速阅读在欧美发达国家率先被作为一门新学科而加以研究、推广和应用，并得以迅速普及的根本原因。